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中有哪些內涵和特點
在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中，具有人性化設計的內涵和特征。
人性化設計的內涵和特點是現代設計的高端要求。 和所有設計一樣，包裝設計也需要注入“人性化理念”和“人文關懷精神”。 將產品或商品流通領域視為簡單的買賣關系是片面的。 在商品供需競爭趨于激烈的今天，人與商品的關系不僅僅建立在供需關系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認知、理解、情感共鳴等人性化溝通的關系上。 人們試圖快速了解產品的功能、外觀、質量、品牌以及通過產品包裝建立的聲譽。 這就要求包裝設計具有較強的傳遞性和視覺沖擊力。 同時，還應該以簡單、真誠、真實溝通的“人性化”態度引導人們消費，激發購買欲望。 并且在這個過程中，盡量充分滿足人們的相關需求。
城市公共空間是指城市建筑中公眾可以任意到達的所有外部環境空間形態的總和。 這種空間關系按照不同的尺度和層次連接起來。 從早期城市的狹窄街道、集市碼頭，到后來的社區花園、廣場、公園、步行商場，乃至今天的城市開放空間系統（Open Space），都屬于城市公共空間的范疇。 例如：古羅馬論壇； 巴黎塞納河畔； 紐約中央公園； 上海外灘。
綜上所述，城市公共空間（Urban Space）是指城市中的建筑物、構筑物、樹木、室外隔墻等垂直界面和地面、水面等水平界面，由環境小品、用戶和使用元素。 以及其他組合的城市空間。 它們與自然隔絕，是人們城市生活的狹小有限空間，主要包括城市街道、廣場、公園和綠地。
伍德羅·威爾遜的外交政策
“如果沒有宗教信仰的影響，就不可能真正認識和理解一個人，”一位著名學者這樣評價伍德羅·威爾遜，“因為他的行為最終是由他自己決定的。是由基督教信仰決定的。” 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威爾遜是一對以虔誠聞名的神父夫婦的兒子，他在南方長大，經歷過內戰和蕭條的戰后時期。我親眼目睹了戰爭帶來的恐怖和艱辛，這些童年經歷不僅告訴我們為什么威爾遜總統竭盡全力阻止美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告訴我們為什么他如此努力地尋求正義當他的努力失敗時，戰后實現持久和平。
威爾遜提出的通過國家間交流與對話和平解決爭端的“民主安全”愿望始終未能實現。 伍德羅·威爾遜的外交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們重新關注和爭論的話題。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從1912年到1920年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正處于一個必須做出重大內政和外交政策決定的轉折點。 這一時期外交和國際關系領域的特點可以簡單概括為：美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其外交政策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
20世紀的世界，既不是美國建國之初還弱小的世界，也不是英法等老帝國主義一時統治的世界。 進入20世紀，世界出現了新的特點：世界開始走向多元化。 這是一個需要重新發現的復雜世界。 在這樣的時代，威爾遜政府需要為美國制定適應時代的外交戰略。 威爾遜為美國選擇的外交戰略是憑借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加入爭奪世界霸權的行列。 威爾遜明確認為美國應該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但他也不太可能逃脫歷史的束縛，美國的外交傳統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政策上。 當傳統與時代發生沖突時，威爾遜總是試圖從傳統中尋找解決沖突的基礎。
如何從公共觀念的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定義和性別的缺失
公共政策的定義可分為廣義和狹義。 狹義是指政府及其他決策部門對公共利益和公共行為的調節和分配措施。 廣義上講，是指政府和立法機關制定的對公共利益和公共行為的規制和分配，包括法律。 這里我們指的是廣義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法律主體是政府和立法機關，“政府在政治法學上被定義為受全體公民委托管理國家公共事務的機構”。 因此，政府對全體公民的責任構成了現代民主國家憲法的基本總原則之一。 1. 為人民服務成為政府的基本職能，進而成為政府一切公共政策的出發點。 （[現代公共政策導論]張國慶，北京大學出版社，第41頁）如果政府和其他權力部門不能為公民提供服務，政府的目標就是毫不猶豫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損害其他社會成員的群體利益，這就是權力的惡化。 而這種系統性的腐敗和權力的惡化應對社會不公正和弱勢群體的形成承擔主要責任。
公共政策覆蓋面日益廣泛，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基本權益、婦女發展等納入政府管理權限，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5 年是大多數政府改變婦女政策的分水嶺。 在此之前，許多國家要么采取不作為，默許性別偏見泛濫，要么堅持將性別歧視政策與傳統的性別分工相結合，而聯合國自1975年至1985年婦女年以來，大多數國家都與聯合國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的歧視性條款，制定男女平等立法，國家婦女發展綱要或計劃采取了一系列程序性、可操作性措施，在促進性別平等、消除各種性別歧視政策、促進婦女參與立法和決策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公共政策由三個因素組成：決策者、目標群體和受益者。 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僅關系到價值取向和發展目標，還關系到性別比例以及是否存在性別視角。 當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表缺席決策機構時，該集團的利益通常會受到影響。
決策者和性別
決策者是政府權力機構的代表，有權決定制定什么政策以及如何分配公共利益。 盡管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決策者的權力越來越受到自下而上的社會權力的制約和制約，但決策者一旦掌握了決策權，仍然有相當大的空間來表達自己的意愿和設想，并且對決策產生較大影響。 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可以說，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其中不可低估的因素之一就是決策者。 作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歷來積極推動婦女參政。 重要原因之一是決策領域缺乏女性。 婦女的合法權益也是國際社會關注婦女參政的原因和意義。
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男女平等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之一，并開創性地采取了設定婦女參政比例的措施，促進婦女在政治領域的參與。的參與，取得了顯著成效。 但也應該看到，決策層面女性缺席的情況并沒有根本改變。
我國公共決策機構有兩類：第一類是中央機構，如中組部、中宣部，其政策措施對政府決策具有權威性和指導性，處于領先地位。 一般來說，外國民主國家沒有這一級別的決策機構。 執政黨的方針政策是通過政府機構的總體政策來體現的，政策的制定不能獨立于政府。 第二類是政府機構，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人事部、文化部等，針對各部委實際或潛在問題制定政策和措施，傭金。 工人、青年、婦女等團體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系各社會群體的紐帶。 他們可以代表工人、青年和婦女的利益提出上訴，但他們沒有決策權。 20世紀90年代后，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成立，作為國務院各部委的協調機構，不直接制定或審查政策。
從縱向看，我國決策機構可分為高層決策機構、中層決策機構和基層決策機構。 一般來說，高層決策擁有更多、更大的決策權，中層和基層機構往往要執行高層決策。 因地制宜，采取具體措施。 從橫向來看，各級權力結構對決策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 一般來說，主要領導的決策影響力往往大于副領導的決策影響力，形成以中心為中心的權力格局。 在我國高層決策機構中，女性的前沿缺陷無法使女性性別利益的要求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影響力； 在權力結構內，女性總體比例不足10%，且多為副領導職務，擔任專職領導職務的女性比例不足1%。 因此，決策機構中缺乏女性。 根據聯合國的相關研究，任何一個群體的代表比例只有在決策層達到30%以上才能對公共政策產生實際影響，而我國顯然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比例。
由于女性在決策層面的缺位，很容易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女性群體的利益往往被邊緣化，常常被決策者忽視。 女性群體的訴求和聲音在決策層面難以表達，使得女性群體整體的合法利益被遺忘和忽視。 刻意的性別歧視和對女性權利的無視，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在動機上有明確的性別歧視指向，而后者則沒有這種動機，甚至還存有為女性利益之心。 一位男性政府高官在主持一次婦女會議后，聽到現實中對婦女的各種偏見和婦女權利的損害，深有感觸地說：如果說我們是故意歧視婦女，絕對不是，每一個我們每個人都有母親，兒子又怎么能歧視母親，但我們確實沒有想到甚至經常忘記女性的利益，忽視女性的需求。 任何決策者都有局限性。 他會對自己的經歷和感受有深刻的了解，對自己班級的要求有深刻的把握，從而在決策時有意無意地將這個群體的情況與自己結合起來。 需要體現在政策的利益分配中。 當這些決策者都是男性的時候，男性的共同利益自然就會被納入到政策中去體現，他們就會成為男性群體利益的代言人，而女性的缺席就會讓自己的利益無法得到體現。被表達出來最終被忽略。
其次，假設不同群體的聲音能夠以某種方式反映到決策層，仍然存在一個權衡各種聲音和利益的問題。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同時惠及所有人，往往要讓一些人做出犧牲。 問題不是誰犧牲，而是誰承擔政策成本？ 誰會做出犧牲？ 是堅持社會正義原則，還是弱肉強食？ 是堅持利益普惠原則嗎？ 還是只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 弱勢群體是否有能力和機會參與決策博弈，是否有可能和條件參與決策？ 事實上，各個利益集團在決策中最大限度地爭取自身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 也正是因為如此，各個利益集團參與決策就顯得非常必要。 某個利益集團缺乏代表，往往會使其失去博弈和為自己爭取的可能性，最終偏離社會正義的目標，進一步將本應從公共政策決策中受益的弱勢群體排除在外。 這是我們的公共政策在堅持社會正義目標時需要考慮的問題。
什么是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概念解釋
公共政策是針對公眾的政策安排，公共政策必須體現公開性、公平性、合法性的倫理訴求。 以下是我整理的關于什么是公共政策的內容，歡迎閱讀。
什么是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 ）是世界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門類。 傳統的公共政策研究源于政治學和行政學。 它旨在探索規范意義上的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利益平衡，并通過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原理和模型來分析國家、地方和群體層面的影響。 政策制定、實施和評估開展研究并為高質量公共政策提供建議。
公共政策史
背景
公共政策是二戰后在美國興起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 公共政策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不僅是當代世界社會、經濟和政治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而且與戰后美國的特殊社會條件密切相關。 雖然公共政策學科產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更直接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問題的壓力； 政府管理的需要； 政治學的發展。 [1]
發展
啟動期
20世紀50年代和1960年代是西方政策科學的起步時期。 1951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和蘭納合編的《政策科學：范圍和方法的最新發展》一書正式出版，提出了“政策科學”的概念。 標志著政策科學的誕生。 拉斯韋爾本人被譽為“現代政策科學的奠基人”。
除拉斯韋爾外，這一時期對政策科學起到推動作用的學者還有大衛·伊斯頓、查爾斯·E·林德布洛姆、托馬斯·R·戴等。
形成期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西方政策科學的形成時期。 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S·庫恩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在方法論上發揮了解放作用，推動了政策科學的快速發展。
修改期
形成期的政策科學與初創期的政策分析實踐一樣，側重于對政策制定過程的研究，而對政策內容的關注相對較少。 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政策制定后的實施和評估，以及公共政策的調整甚至終止，都受到了政策學家的關注和研究。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政策學出現了所謂“前向傾向”，即在政策研究中強調政策咨詢對于政策制定的意義。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公共政策研究出現“倒退傾向”，主要關注公共政策的“執行與評估”，以及“政策終點”和“政策周期”。
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公共選擇理論也可視為這一時期公共政策科學的成果。 [2]
公共政策概念解釋
定義
公共政策是公共當局通過政治過程選擇和制定的為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目標、實現公共利益的計劃。 其作用是規范和指導相關機構、團體或個人的行為。 其表現形式包括法律法規、行政法規或命令、國家領導人的口頭或者書面指示、政府規劃等。
公共政策作為社會利益的權威分配，集中反映社會利益，這就決定了公共政策必須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具有合法性。 因此，不少學者將公共政策的目標取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實現，認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和邏輯起點，是公共政策的本質、歸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 。 “對于公共政策應該符合公共利益還是私人利益的問題，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公共利益。”[3]
學者觀點
美國伍德羅·威爾遜認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權的人制定并由行政人員執行的法律法規。 [4]
哈羅德·D·拉斯韋爾和亞伯拉罕·卡普蘭指出，“政策是為某些目標、價值觀和實踐而設計的計劃”。
大衛·伊斯頓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對整個社會價值的權威配置。
托馬斯·R·戴 ( R. Day) 說：“公共政策是政府選擇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羅伯特·伊斯頓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機構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關系，用公式表示為P=f(G,E)，其中P指公共政策，G指政府體系，E指居住環境。
斯圖爾特·S·內格爾說：“公共政策是政府為解決各種問題而做出的決定。”
公共政策特點
價值相關性
政策的價值與其利益相關性有關，大多數公共政策都涉及以利益為中心的社會價值分配。
合法性
政策的合法性應當通過法定程序獲得，可以通過立法機關通過，也可以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的有關部門批準。
權威性
公共政策的權威性與其合法性密切相關，而合法性又與其強制力相關。 [5]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
作為政策分析的理論工具，公共政策分析模型是能夠為決策者提供一組假設、定義、描述、解釋和對策的概念模型。 [6]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政治分析模型和理性分析模型。 [7]
1、政治分析模型的主要觀點是，公共政策是政治體系的輸出，政策過程本質上是政治過程。 政治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制度分析模型、精英分析模型和群體分析模型。 系統分析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機構的產物，不同的政府體制導致不同的公共政策。 精英分析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精英價值偏好的反映，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精英在政策過程中完全控制著政策制定的主動權。 群體分析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群體利益平衡與均衡的產物，公共政策是群體斗爭中相互妥協的結果。 [8]
根據系統分析理論，不同的政府制度導致不同的政策輸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政策必然不同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政策。 社會主義制度以公有制為基礎，制定政策必須以維護公有制為目標； 而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制定的政策主要是為了維持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 用系統分析理論來分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出臺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適應性。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實行公私合營政策，創辦國有企業，都是基于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 [7]
根據精英分析理論，公眾被認為是麻木的、被動的、無知的，公共政策只是由統治階級中的少數人制定，反映了精英的利益和偏好。 精英理論最關注領導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 用精英分析理論來分析我國封建社會和專制發展中國家所頒布的政策具有良好的適應性。 例如，明代中期至清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實行海禁，導致航運業發展停滯，航運業發展停滯。港口工業，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消極保守的價值取向。 [7]
根據群體分析理論，公共政策是群體斗爭中相互妥協的結果，是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平衡的產物。 公共政策一般都偏向影響力較大的利益集團，公共政策也隨著利益集團的影響力而變化。 用群論來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和具有民主政治傾向的國家所制定的政策是相當適用的。 例如，美國的伊拉克政策可以說是其國內石油能源利益集團利益的體現。 [7]
2、理性分析模型的主要觀點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應以社會效益最大化為目標，政府應選擇為社會帶來的效益超過所付出的成本的政策。 理性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有限理性決策模型和漸進決策模型。 全理性決策模型基于數字和事實，運用合理的科學方法和精確的計算，分析解決問題的各種政策方案的優缺點，從而得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政策或方案。 有限理性決策模型預先設定最低標準，在備選方案中尋求滿意或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從而基本解決政策方案所指出的問題。 增量決策模型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視為對以往政策行為不斷修正的過程，并在試錯過程中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 [7]
根據完全理性決策理論，決策者具有絕對理性，能夠對各種方案進行比較分析，并通過排序選擇最優方案。 經濟社會的理性決策體現的是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理性決策模型基于充分的信息和精確的計算，適合分析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國家頒布的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 例如，銀行利率的調整政策要根據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儲備規模、信貸規模等進行定量分析后確定。 [7]
根據有限理性決策理論，決策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往往受到包括主觀和客觀因素在內的多種因素的制約，只能尋求滿意解或次優解。 有限理性決策模型以追求滿意的解決方案為主要目標，適合分析政府規劃、政府支出、安全環保等相關政策。 如果安全生產政策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往往難以達到最優方案，只能尋求基本滿意的方案。 [7]
根據漸進決策理論，政策過程是對前期政策行為不斷補充和修正的過程。 增量決策模式以政策逐步調整為主要手段，要求政策具有繼承性，不斷調整、漸進。 適合分析政府實施改進的相關政策。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可以說是典型的漸進決策。 [7]
公共政策職能
所謂公共政策的功能，是指公共政策在管理社會公共事務中的功效和作用。 就其對社會的基本積極作用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配置社會資源
規范社會行為
解決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