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消費（企業員工福利包括哪些）
文/陳忠海
只要存在公共權力、存在專門從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人，“職務消費”就會存在。在中國古代，這方面也早有許多制度和規定，并把抑制過度“職務消費”作為吏治的重要內容，但成效卻并不理想。
職務補貼
古代官員的收入習慣稱俸祿，按最早的含義，它包括“俸資”和“祿米”兩部分，“俸資”是錢，“祿米”是糧食，這是因為早期官員的收入經常以貨幣化和實物結合的形式發放，如漢代就實行“半錢半谷”制，宋代以后官員收入才以錢為主、以糧食為輔。
考察歷代官員的俸祿情況，薄俸是基本特征。東漢一名百里長吏“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百思特網二千”，這些錢只能養活兩個人和1匹馬。晉朝官員的收入也很低，晉武帝說“今在位者，祿不代耕”。元代一名九品官“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明代一名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90石大米，這些收入要折成錢和米發放，稱“折色”，最后能拿到手里的是12石大米和27.5兩銀子，靠這些只能穿布衣、吃糙米過日子。
但俸祿只是官員收入的一部分，官員在俸祿之外往往還有很多補貼。魏晉以前沒有品級制，但很多官員都有爵位和封地，在封地內可享有一定戶數的食邑，如“萬戶侯”就是享有1萬戶食邑的侯爵，擁有爵位者可以“衣食其租稅”，這是官員俸祿的重要補充。
魏晉以后官員品級制逐漸固定下來，食邑封爵成為一種榮譽，官員職務補貼以其他形式發放。隋朝開皇九年（589），朝廷頒布詔令給京外的官員發放公廨田，后將這項制度擴大到內外各官，其中在京的官員按品級不同發放公廨田2至26頃，在外的官員發放1至40頃，公廨田出租后取得的收入“以供公用”，其實是一種職務補貼。
唐朝官員的收入結構后來又進行了多次調整，形成了授田、賜祿和俸料相結合的體系，俸料包括月俸、料錢、雜用等項目，其中料錢專門用于公務支出，這部分在官員全部收入中的占比越來越重。
宋朝官員的收入分為正俸、加俸和職田等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公使錢，也是一種“職務補貼”，發放標準視官員品級高下而定。到明朝，各地方在正常賦稅之外增加收費的現象十分普遍，海瑞任淳安知縣，該縣每年正稅僅925兩，但前任知縣每年卻收12950兩，各種“亂收費”是正稅的十幾倍，正稅上交國家，多收的往往就以各種補貼和辦公經費的名義發放了。
清朝推出了公費和養廉銀制度，主要用于官員的生活補貼和衙門的日常運作，這些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越來越高，超過了正常俸祿，有學者研究，在清朝漢族官員的固定收入中俸祿只占22.2%，養廉銀占68.3%，公費占9.5%。
公務招待
“職務消費”里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公務招待。
早在周朝就設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獸人、漁人等，負責承辦重要聚餐活動。自周朝開始，每年元旦都會舉辦正旦宴，不僅臣僚參加，有的還允許帶上家屬，冬至、寒食、重陽等重要節日朝廷也會舉辦宴會。此外，皇帝登基、過生日等也都會舉辦宴會以示慶賀。
官員私下里的迎來送往也很頻繁，《漢書》記載：“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后漢書》記載：“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這種迎來送往的風氣到南北朝時甚至得以“制度化”，當時有“送故”的潛規則，即官員上任或離任時所在地方都要送禮，其中離任的官員原任職地每年都要派人去送禮，時限一般為3年，為此有些州郡干脆設了個“送故主簿”，專門負責這件事，“餉饋皆百姓出”。
唐朝官員升遷要專門擺一桌“燒尾宴”，其名稱的來歷，說是人的地位驟然發生變化，就像猛虎變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將其燒掉。這種宴會極為奢華，唐人韋巨源舉辦“燒尾宴”的菜單保存了下來，菜品包括冷盤、熱炒、燒烤、湯羹、甜品以及面點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為盛大，費用多由公款支出。
唐朝以前官員沒有“工作餐百思特網”，但有類似做法，《國語》記載：“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唐太宗李世民“克定百思特網天下，方勤于治”，規定官員上朝的時間不僅更早而且常延時，于是命人在宮殿外面的走廊里“聊備薄菲”，等于一頓工作早餐。到宋朝這項制度固定下來，不僅朝臣可以享用這樣的餐食，一般官員也可以，稱“廊餐”。元、明時也都實行這種制度，明朝官員就餐的地方一般在奉天門或武英殿。清朝時，有很多官衙干脆辦起了“機關食堂”，清人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中記述了某河務機構開辦的食堂，“其肴饌，則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罷不止，小碗可至百數十者”，場面十分盛大。
除了“工作餐”，官員們還經常有其他聚餐活動，宋朝有“旬設”的制度，官員每個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費用從公使錢中支出。宋朝政府還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從制度上給公款吃喝開了綠燈，所以宋朝官員大吃大喝的情況較為嚴重，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錢狀》中，慶歷三年（1043）西北地區的渭州每個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記載。
這種情況到清朝越發嚴重，《道咸宦海見聞錄》的作者張集馨曾任陜西督糧道，西安時稱“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從這里過。張氏記述，“遇有過客，皆系糧道承辦”，“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當時大魚每尾要花費4、5千文，其他還有白鱔、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余金”。
在任陜西督糧道期間，張氏感嘆“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幾于無日不花天酒地”，算下來接待費“每年總在五萬金上下”。
公款旅游
古代交通不便，詔令、公文以及信件傳遞成為問題，官員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個人能力無法解決，于是國家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驛站制度。
秦漢時驛站制度就已經初步具備了，到唐朝驛站體系達到了完備，在全國主要交道要道上每30里就有一座驛站，據《通典》統計唐玄宗時全國有驛站1639個。宋朝的驛站制度更為完善，從功能上將其分為邸、館、驛等。元朝驛站稱“站赤”，明朝對這項制度更重視，朱元璋稱帝后立即下令整頓全國驛站，把“站赤”重新改稱“驛”，頒布了《應合給驛條例》，對驛站的接待標準進行細化，全國涌現出河間府的樂城驛、東平府的太平驛、揚州府的廣陵水驛等知名驛站。
古代官員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務的同時也喜歡寄情于山水，驛站成為他們“半公半私”的游歷工具。唐朝盛產詩人和散文家，從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詩人、文人，寫了大量歌詠各地山川名勝的詩文，如果沒有官府驛站，他們的足跡很難涉足這么廣。韓愈在詩中說“府西三百里，侯館同魚鱗”，白居易寫“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音五十里，已不屬蘇州”，可以看出驛站分布之廣。
靠著發達的驛站，蘇軾的足跡西到陜西鳳翔、東到江蘇吳江、北到河北寶縣、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明清以后還出現了徐霞客那樣的旅行家。
文人們創作了大量與驛站有關的作品，李白的《題宛溪館》、王勃的《白下驛餞唐少府》、杜甫的《奉濟驛重送嚴公》、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還出現了“題壁詩”，學者王子今把這種“泥墻墨書”稱為“文學史的特殊視屏”。
清人查慎行從北京南歸，沿路經過各地驛站，一路走一路寫，寫完就題在驛站的墻壁上，一趟行程下來竟然有60首詩，刊刻一冊為《題壁集》。不僅相對短小的詩詞，大段的文章也有人題寫在驛壁上，如李白的《姑熟亭記》、柳宗元的《館驛壁記》、劉禹錫的《管城驛記》等，唐人孫樵的成名作《褒城驛記》也屬這類作品，被稱為晚唐文學的代表作。
積弊難改
但是，除了方便文人們詩酒唱和、縱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費旅游所帶來的卻多是弊端。
《清稗類鈔》記述了一個故事，有個叫錢豁五的慣騙，有一次要從廣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里，路費是一筆大開支，他想到了官府驛站。錢豁五不知從哪里找了個廣西巡撫衙門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廢紙，外面粘上雞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黃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經數省都暢通無阻，吃喝全由驛站供應。
其實明清時驛站制度還是比較完備的，想混進去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還要出具勘合，相當于工作證和介紹信。勘合本是專人專用，但由于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賣了或送人情，也有人偽造勘合占便宜。
這只是被人鉆了制度的漏洞，而相關制度所產生的浪費和腐敗更讓人驚心，仍以驛站為例，其經費支出全部由國家財政負擔，成為一個巨大包袱。《明會典》記載，張居正改革期間整頓全國驛站系統，僅精簡了1/3就省出94萬兩經費，而當時戶部每年的庫銀收入只有300萬兩左右。
再說公款吃喝，這種現象在歷代都很難治理，漢景帝時出現了連年歉收的情況，但官員們公款吃喝依然很厲害，漢景帝不得不下詔，發現誰接受公款宴請一律就地免職。漢宣帝時有官員出差期間招待費過高，奢侈浪費，朝廷曾下詔進行過“通報批評”。宋朝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中對公款招待進行了細致的規定，其中一條是官員需憑“券食”方可用餐，類似“就餐券”，用餐標準也有規定，超標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發揮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關鍵，如果制度事關執行者的切身利益，那執行效力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改變。最高決策者無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員隊伍，也希望通過制度約束讓官員們保持克制，但這種約束往往是無力的，抓得嚴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彈。
說到底，這些現象的存在與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征有關，中國被稱為“熟人社會”，人與人不是通過制度、規則而是習慣于通過私人關系發生聯系，人情大于法治、大于制度，“有人好辦事”“只要有人沒有辦不成的事”等觀念自古就很盛行，于是人們在維系各種關系上愿意花費更大的精力和資源，從而把吃吃喝喝、迎來送往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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