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錢帛兼行制度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時期的動亂局面，統一了全國的貨幣，同樣用發行新的五銖錢來代替之前種類復雜的舊錢。漢代以來，一代比一代重視私人鑄幣，并且關于私鑄幣的禁令逐漸增多。隋朝依然沿襲前朝對于民間嚴禁私鑄錢幣的制度。在《隋書?食貨志》中曾這樣記載：“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是時錢既出，百姓或私有結鑄。”但是，舊錢依舊可以在市場中通用，而自古私鑄之風由來已久，所以很難絕跡。
由于唐代的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商品的流通量日益增大，貨幣經濟也隨之相應發展起來。唐代施實的是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并行的政策，絹帛和銅線都可以在市場上大面積流通，人們形象地稱之為“錢帛兼行”，但當時的總體趨勢還是以金屬貨幣為本。
唐朝初年,“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累，積十文重一兩，一
千文重六斤四兩。”唐代開元通寶的出現，使中國貨幣史上的重量稱號就此退出舞臺，錢幣的折算被簡化，從以往的24銖一兩改為10文一兩，從此，十進制也就此產生，給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便利。開元通寶自唐代以來，一直延續了一千多年，直到民國時期才被終止。
高宗時期曾鑄有“乾封泉寶”用來代替開元通寶，但旋即被迫廢止了，又繼續恢復使用開元通寶。自唐代中期，銀開始進入流通領域，并且越來發展越迅速，真正成為了市場上流通量最大的貨幣。法律上的市場流通標準貨幣——銅錢和事實中市場流通的貨幣——銀，被廣泛使用，而實物貨幣卻漸漸地走出人們的視線，最終還是在唐代退出了歷史舞臺，這也是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契機。
唐初還在中央設置了一座專門鑄幣的機構——鑄錢監，其中設置了十座熔爐，這與地方的鑄錢監同時隸屬于少府監，后來，地方的鑄錢監直接隸屬于地方的州府。鑄幣權是歷代王朝最為關心的，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唐朝之所以可以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社會經濟的平穩持續發展，這與當時貨幣制度的穩定與統一，包括鑄幣權的統一和當時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唐高祖曾經下令：“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籍沒。”
在當時沒有土地其實并不可怕，可是沒有戶籍，那么在當時誰也混不下去，等于說，當時給你銷戶，比挖你家祖墳還難受。這樣的處罰，相較以往朝廷要嚴厲很多。在這之后的《唐律疏議?雜律》有規定：“諸私鑄錢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備，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杖一百。”
因為唐代施行的是“錢帛兼行”的貨幣體制,所以唐政府規定所有交易買賣必須是錢帛兼用，并且交易額達到一定的數量必須專用布帛，如有人違反，則會治罪。“（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
為了保證布帛在流通中的價值，唐朝政府非常重視對布帛質量的挑選，只有合格的才可以流通于市場。唐朝規定：“絹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滿五十尺，幅闊不充一尺八寸之屬而賣，各杖六十。計贓重于六十者，’準盜論”同時，唐政府還為了確保“錢帛兼行”政策的穩定與暢通，還多次下令，嚴格禁止紡織不合格的布帛，同時，政府還高價回收布帛，以用來提高布帛與銅錢的比價。
唐朝中后期私鑄銅錢日漸昌盛，并且成為了一個相對發達的產業，質量較差的銅錢也日漸增多，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使銅錢供應不足，竟出現了錢荒。
政府為了應對這種狀況，一面頒布禁令嚴禁劣質偽錢，采取強硬的手段進行打擊；一面又采取措施，對銅錢的流通施行一定的管制，禁止銅錢出境，并禁止私人“收藏”過量，增加了銅錢的數量，并又采取強硬措施，施行錢帛兼行等等。同時，國家還用好錢兌換劣質的銅錢等。這些針對私營鑄造劣質銅錢的措施還是效果不大，因此，唐代一直被這些劣質銅錢所困擾。
唐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金屬貨幣已經不適應貨幣流通量日漸增多的要求了，所以，為了便利各地的資金運用，就在唐代中期出現了類似于現代匯款性質的“飛錢”，當時又稱“便換”。典籍中曾經記載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后來，國家允許商人在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唐朝的這種由中央、地方、官府、富商多家經營的“飛錢”業務，促進了各地經濟的發展。雖然唐代的經濟制度仍沒有解決實際中的很多問題，但是唐代的貨幣制度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