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銅錢之變”的始末
宋代十分重視貨幣的統一。北宋政權一面清理著舊時的貨幣，一面又建立屬于自己的鑄錢業。太祖趙匡胤下令禁止質量差的銅錢和鐵錢的流通，規定時間，限期送到官府，否則，到期不交者將會判為有罪。太宗趙靈時又有規定，每貫銅錢必須在四斤半以上，才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一旦有不合標準的，一個月內要把這些送到官府，官府則按照銅的價格收購。北宋政府還大力發展自己的鑄錢業，在全國產銅的地區設立鑄錢監。宋朝時主要以銅錢為市場上流通的正規用幣，同時兼用鐵錢。
宋太祖趙匡胤在即位的當年就開始鑄造“宋通元寶”錢，太宗初年（976年）開始鑄“太平通寶”錢。當時北宋鑄造的錢幣主要是小平錢，每一千文所需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每串重五斤。南宋所鑄造的主要是折二錢，每一千文銅錢用銅兩斤九兩，鉛一斤十五兩，錫兩斤，其中含銅量很低。
兩宋時期，貨幣制度很是混亂，再加上國家所鑄的錢幣質量逐年降低，還出現了錢荒現象，盜鑄的事件四起。史書中曾經這樣記載；“奸民冒法，盜鑄云起，重辟之下，不能禁止。”宋朝時期關于“私鑄錢”還有相關的法規，其中這樣規定：“諸私鑄錢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備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杖一百。若磨錯成錢令薄小，取銅求利者，徒一年。”
南宋高宗時期規定，在民間私自鑄造或熔煉銅錢、銅器的，一兩以上發配兩年，而嚴重超標的則從嚴判刑，并處罰金300貫；準許他人告發，而鄰居沒有觀察仔細的，都會處罰金200貫。
宋代有一時期，全年鬧饑荒，政府為了減輕災情，嚴格規定銅錢的流向與流通，規定禁止帶銅錢出鏡，如果有人把銅錢帶出了國境，超出了政令的范圍，那么五貫以下者判刑，而五貫以上者則直接處以死刑，后來竟然改為只要帶出一貫即處死刑，真可謂是嚴酷至極。同時，宋政府為了控制鑄錢業，還制定了其他的刑罰，如徒（剝奪政治權利一段時間）、流（派到邊境鎮守）、編配等。
北宋時期，四川使用鐵錢，面值小而且還不容易攜帶，與當地的商品經濟發展程度不適應，不利于交易。當地為了克服鐵錢的這一缺點，聰明的四川人民在民間創辦了一種信用紙幣——交子。
我國的交子大約產生于十世紀，《楮幣譜》中曾記載“表里印記，隱秘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以便貿易”。北宋時期，知益州張詠鎮守四川的時候說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交子是用楮紙印制，它不但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宋真宗時期，交子經過一次大換血，改由官方主持，16戶商賈共同主辦，用其財力作為保證金，發行交子。后由于商賈的經濟實力減弱，而被廢除。
到了1023年也就是天圣元年，當時的轉運使薛田、張若谷兩人請求在益州設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交子務其實就是政府設立管理發行交子的事務機關，后來，交子務迅速發展到了潞州、陜西、京西北路等地。
到了南宋，紙幣除了交子外，還出現如關子和會子等。關子，相傳宋高宗初年因為在江西屯兵急需用錢，但是當時的錢重難致，所以便造“關子”用來當做江西軍需。會子，同樣也是宋高宗年間所造，當時政府現錢儲備較少，于是便造會子在城內外流轉和繳稅。
會子在當時分為面值一千文、二千文和三千文三種。當時為了打壓偽造之風，南宋政府便規定：但凡偽造會子者“犯人處斬，賞錢一千貫，如不愿支償與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窩藏之家，能自告首，特與免罪，亦支上件賞錢，或愿補前名目者聽”。
宋代在唐朝的商品經濟基礎上，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唐代時的飛錢流傳到宋代仍繼續使用并有所發展。早在宋立國之初，效仿唐代的飛錢，“許民入錢京師，于諸處便換”。政府為了管理飛錢，于是便在開寶三年時設立了便錢務，使得此業務得以穩定發展。同時，政府還限定商賈“止約赴榷貨務便納，不得私下便換”，禁止民間便換。
與商品經濟發展同步的借貸行業在宋代同樣發展較快。宋朝時期放貸的人員既多又雜，并且其中很多是兼營，如地主、商賈、官僚貴族以及寺院僧人等。與此同時，宋代還出現了專營高利貸的人，在宋朝的文獻中所說的“庫戶”和“錢民”就屬于這類。
除此之外，就連宋朝官府也經營著借貸業務，值得一提的就是政府設立的檢校庫，其主要是撫養、管理官員之家失去父母的孤兒，但是政府為了解決費用問題，“將見寄金銀現錢依常平倉例召人先入抵當請領出息，以給元檢校人戶”。熙寧年間，政府推行了市易法，其中抵當賒貸官錢的業務也與此類似。
綜上所述，宋代的貨幣金融體系發展很快，在相關的法規制定上也較前朝完善得多，也為后代的法制建設積累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