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房地產
早在歐洲中世紀時，稅收名目繁多，有“窗戶稅”“灶稅”等，房產稅也已經成為了封建君主斂財的重要手段，這種房產稅大多以房屋外部某些顯著特點作為確定稅收的標準。中國戰國時期的《周禮》上就曾經記載：“廛布”，也就是中國最初的房產稅。唐代的間架稅、清代和中華民國時期的房捐，都可以說是房產稅。
唐朝的德宗年間，地方藩鎮割據愈演愈烈，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公元782年，南方有四家藩鎮聯合起來造反，于是唐德宗四處調集兵馬進行鎮壓。對于囊中羞澀的大唐來說，這么一點點的小仗也吃不消。好在此時的戶部侍郎趙贊向德宗上書，建議征收房產稅（當時被稱為“間架法”），用來解決燃眉之急。
史書上曾記載說：“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也就是說，兩個并列的屋架之間的空間稱之為一間,用這來作為征稅的單位。在此之外，政府還將房屋分為三個等級，“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
這個稅率其實是很高的，每戶一般至少有兩三間屋子吧，如果家庭條件好的，可能有七八間乃至十多間房屋。如果按照每戶三間最低等的房屋來計算，那么三間屋子一年的稅收則是1500錢，這可比今天人們手里500元人民幣還要有購買力。對于當時非常窮困的人來說，間架法是額外增加的一項沉重負擔。
這種房產稅地制定是非常隨意的，并且在實行中，也是弊端重重，例如貪官污吏在計算數量:和評估等級的時候也會私下做手腳，每每弄得百姓連連叫苦。因此，當這個房產稅出臺之后，人們感到非常驚恐。當時一定也有人會通過某種隱匿的手段來逃避這種苛捐雜稅。但是，政府當然也不傻，出臺了一項嚴厲的關于“逃稅”的制裁措施：“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
這種處罰措施是把一般的違法亂紀行為按照刑事犯罪懲罰，這種懲罰采用的是一種極其兇殘的肉體刑法：打屁股。在當時隱匿一間房屋就會被痛打60大板，肉體和精神上的羞辱疊加到一起，可想而知這種晨懾力有多么巨大。不但如此，政府還通過獎賞告密者的方式，鼓勵親戚鄰里進行告發，告發立功者可以得到50緡的獎賞。
在當時，1緡相當于1000錢，50緡相當于5萬錢。在以后銀子作為貨幣使用的時候，一般規定一兩銀子與1緡的比價相當。如果按照這個比例計算，50緡也就相當于50兩銀子，而50兩銀子的購買力相當于現在一兩萬人民幣。這也就是說，當時的獎勵是非常誘人的。而更早的漢武帝時期，就曾通過“告緡令”來鼓勵人們檢舉隱匿財產不納稅的人家，當時已經將中產階層以上的農民一掃而光。或許唐德宗也正是想學學漢武帝的那種手段。
不過，唐德宗卻欠缺了一點漢武帝的運氣，漢武帝通過“算緡錢”和“告緡令”等方式幾乎沒收了當時有產人的所有財產，使得漢朝的中產階層以上的人家完全破產。但是，唐朝的房產稅卻不幸流產了。這次流產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發生了一起“涇原兵變”。
唐德宗當時為了緩解當時被李希烈所圍的襄城，便詔令在涇原等地駐守的兵馬前去救援襄城。當時天寒地凍，士兵們又累又餓，當時首都的長官僅僅賞賜了駐軍們一些粗糧淡飯。
因為犒賞的太少，士兵們極為不滿，其中有些人竟揚言：“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于是，在涇原的大兵們嘩嘩地發動了兵變，使得唐德宗狼狽出逃。當時兵變的士兵還喊出了廢除“間架法”的口號。
出逃在外的唐德宗為了挽回人心，只好進行深刻地自我批評，他說：“朕嗣甫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桃，越在草莽……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
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責居送，眾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于誅求，疲民空于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里，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遣于上而朕不瘩，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
皇帝進行深刻自我批評后，就對當時的房產稅進行了一些調整：“先稅除陌、間架等錢，竹木茶漆等稅，并停。”
皇帝的詔書寫得非常誠懇。當然，唐德宗的自我批評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被涇原兵變趕出首都的唐德宗，要是再不進行自我批評，那恐怕不但江11J可能在他的手中丟掉，而且自己的小命恐怕也難保。自己做一點自我批評，停止天怒人怨的惡稅，重新爭取人民的愛戴，也總比一直頑抗到死要聰明一些。
唐朝的房產稅基本上沒有實行就停止了，這當然是中央權威喪失，皇權衰弱造成的。若皇帝自己仍然說一不二，讓人們納稅，那么百姓沒有再商量的余地了，人們必須無條件的服從，但是事實上，唐德宗已經不能說一不二了。
在中國歷史上，絕對的皇權從理論上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一旦出于某種事件，皇帝的權柄下滑，地方割據反而是一種限制皇權專制，反抗皇權的力量。可惜，中國并沒有因此而發展出限制皇權的制度，皇帝和人民權利的較量只是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輪回中不斷地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