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我吿你“非禮”！
在古代流傳著一種叫做“十惡不赦”的說法，其中“十惡”里就提到了一條叫做“大不敬”的罪名，此罪名聽起來名頭倒是不小，但是實際上這個罪名最開始指的就是官員們在官場上禮儀不夠周全。
在《紅樓夢》里面，描述了一個混世人精——卜世仁，當其侄孫問其為官經驗時，“不是人”說道：“至于說到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卻都是歷練出來的。”這句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官場禮儀的重要性，對于一些閑散官員或者職位較低的官員來說，學習和實踐官場禮儀基本上就占了每天工作的一大半時間。
古代官場上的禮節可謂是紛繁復雜，其中使用最頻繁也是最基本的禮節就是跪拜禮了。先秦時期的官場，最隆重、最講究的跪拜禮叫做稽首。稽首屬于“九拜”大禮中的一種，行禮者需要屈膝跪地，以左手按在右手，并雙手撐地。以頭磕地的時候，必須停留很長時間才能抬起頭來再拜，依此類推，直到拜到第九下為止。
此禮逐漸成為了后世人們在重要場合才使用的大禮，如臣拜君、子拜父、祭拜天地神明、拜祖廟、拜墓等。
稽首大禮后來不再被官場經常使用，其逐漸發展成為“一跪三叩”“三跪九叩”的國禮。所謂“一跪三叩”，就是臣子覓到王侯的時候，要跪在地下三呼千歲、千歲、千千歲。所謂“三跪九叩”，就是臣子面見皇帝的時候，要跪地三次，每次磕三個頭，要三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種跪地三呼的禮節也許對年輕力壯的官員來說不算什么，可是對于上了年紀的官員，這無疑是一項“體力勞動”。清朝光緒年間，有一位年邁的軍機大臣，名叫錢應蹲，年逾古稀，一日，錢應蹲向皇帝跪奏了黃河水務事宜，回家后竟然病倒數日。
面對動不動就折腰的跪拜之禮時間久了，大臣們自然也就想出了各自的應對之法，但是總結起來，大體分為兩派：夕卜物派和練體派。所謂外物派，大多用棉絮做成護膝，置于膝下，或采取類似的方法，以器物墊放在身子下面。練體派的大臣對跪拜禮更加崇敬一些，他們大部分是年輕力壯的青年官員，再加上他們不屑于放置器物于自己的膝下。所以，他們大多私下里練習下跪，并注重耐久力的訓練，以達到應付自如的目的。
與跪拜之禮相伴的則是叩頭之禮。人們在跪拜姿勢的基礎上，以頭叩地，稱為叩首之禮。如果跪下以后不磕頭，而是趴伏在地上貼地而拜的，被稱為膜拜。享受這一特殊待遇的最出名的人物不是哪位叱詫風云的帝王，而是臭名傳千里的“九千歲”魏忠賢。這位“九千歲”擅權期間，跋扈得很，所到之處，文武百官都要跪倒在街道的兩旁，趴伏膜拜，稍有差池者，便會遭到懲罰。
這個魏忠賢對官場這些形式主義的禮節情有獨鐘。有一次，一位叫崔中秀的朝廷命官犯了罪，為了逃避懲罰，他跑到魏忠賢處，大行叩拜之禮，直到把頭磕出大血包。最終這位崔中秀真的如愿以償地成為了魏忠賢的人——而且還是“養子”。
除了大禮之外，官場還有很多小禮節，如地位相同或相近者，見面用“頓首”，這個禮節就是施禮者雙方皆下跪，以頭碰地，迅速起身，只作短暫停留。
跪拜的禮節太過冗繁，所以發展到清代的時候，出現了“打千”這一禮數。施禮者右腿半跪，左臂垂直觸地，口中道安。清朝奴才給主子請安，下級向上級請安皆用此禮。
到了清朝，地位相同的人見面，就用“拱手作揖”見禮。施禮雙方都拱起雙手作揖問安，如果有一方主動躲開，說明這一方表示謙讓、辭禮。當然，也有高級官員見了低級官員反過來打千的情況。清末的封疆大吏袁世凱，為了巴結內臣馬賓廷，在頤和園當著百官的面給馬賓廷打千，此等行為，全然不顧官員的秩序和臉面。
跪著的禮數已經夠讓人難受了，站著的禮數同樣叫人頭疼。站班就是一種站立的禮儀，就是下屬在上司未到之前在上司的衙門恭候，聽憑上司訓話或者分配。如遇到痛快的上司還好說，如遇到婆婆媽媽、啰啰嗦嗦的上司，甚至有可能站上幾個小時，其中的苦痛不言而喻。
這些繁雜的禮節有時候被引為政治斗爭的武器，用來迫害政敵，還成為阻礙官場局面進步的頑石，迫使很多有才之士遠離官場。直到辛亥革命之后，這些冗繁的禮節才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