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不是古代中國的唯一選官制度。
誤解：
古代中國的選官制度是人們最容易誤讀的歷史常識之一。提起古代中國的選官制度，人們的第一印象就是科舉制度。甚至很多人認為，科舉制度是古代中國的唯一選官制度。
人們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科舉制度對古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影響巨大；其二，實行科舉制度的時間跨度很長，長達千余年，且廢止的時間離現在也很近。
正解：
古代中國先后實行的選官制度有察舉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察舉”，就是地方官考察選拔人才，向中央推薦。“征辟”，就是封建王朝直接征聘人才。在九品中正制實施之前，中國基本以“察舉”和“征辟”的方法選拔官員。
東漢末年，在農民起義的猛烈掃蕩下，士人流散各地，鄉、亭、里組織遭破壞，致使秦漢以來的以“鄉舉里選”為主要根據的“察舉征辟制度”，事實上已無法實行。
公元220年，曹操的兒子魏王曹丕掌權時，采納潁川大地主、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在各州郡設立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州郡的士人，分別評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級，稱為“九品”。
中正在評定人物品級時，主要是先考慮祖先做過什么大官，有幾代人做過官，謂之“家世”，也稱“品”，然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謂之“狀”。中正要注明各人的“品狀”如何，劃分品等，然后向當時主管選擇官吏的吏部推薦。
吏部根據中正的報告，依品授官，品第越高，官職越大。已授官的，每三年由“中正”負責向吏部推薦升降。這種以“中正”為中心，論品定級，選拔和升降官吏的制度，就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實施，反映了世家豪族勢力的高度發展。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以來，豪強地主力量迅速擴張。他們世代把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職，并依仗政治特權瘋狂兼并土地，建立起規模巨大的塢堡莊園。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進一步擴充力量，成為武裝割據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實力派。
三國時，魏、蜀、吳分別依靠豪強大姓各霸一方。曹操雖然打擊過不肯依附自己的世家大族，但他也廣泛搜羅了一大批名門大姓為己所用。當時著名的豪強地主、士人名流，如李典、許褚、荀或、荀攸、郭嘉、陳群、司馬朗、司馬懿之流，都是曹魏政權依靠的基本力量。曹丕繼位為魏王后，為了代漢自立,進一步向世家豪族妥協，以換取他們的支持。“九品中正制”正是適應這種政治需要而確立的。
實行“九品中正制”，為世家大族長期操縱政權提供了保證。“中正”一職，位居權要，一般都是由官居高位的“著姓大族”來擔任。他們控制了評定人物的大權，當然不會真正按才能選官，而只會是單純以家世聲名的高低決定取舍。
在這種情況下，“九品中正制”自然成了維護大族權益的有力工具。豪族地主正是利用這一特權，世代壟斷了做官的權力。到了晉朝已經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狀況。
曹魏時期的許多家族，直到兩晉南北朝始終衣冠不絕。曹魏的司空崔林、盧毓，將作大匠鄭渾，司空王昶等人的家族，則與進入中原的鮮卑貴族合流,成為北朝可以左右政局的富室強宗。
曹魏的太傅王祥、典農中郎將謝瓚的后人，即有名的王導及謝安，在東晉時分別位至丞相、太傅。王、謝兩大家族，是晉室東渡以后權傾江南的巨族,被時人并稱“王謝”。這兩大族活躍于南朝，多次參與政局演變，一直扮演著政治舞臺上的重要角色。
“九品中正制”，從法制上正式肯定了東漢以來士族壟斷官位的事實。推行這種制度，又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
東晉司馬氏政權，在實行“九品中正”的同時，還在法律上承認官僚士族按品位占田、占佃客和蔭庇親屬等特權。這些措施不僅為“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物質保證，也使大族更便于放手地封山占澤，吞并土地，肆意擴張自己的勢力。
全憑世資取官的“九品中正制”，從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指不是世代為官的一般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數比士族要多，而且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他們的經濟力量也日漸擴大，自然希望在政治制度上有適當的改變。所以，南北朝的各個政權所行的“九品中正制”不盡相同，有時還會暫時停止實行一段。這也是庶族地主與士族地主矛盾發展和庶族地主不斷壯大的反映。
到了隋朝，隋文帝罷除了“九品中正之法”，創立“進士科”，開始實行科舉制。隋煬帝楊廣則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開創了一種相對公平的選官制度，使出身寒門的讀書人也有了躋身仕途的機會。
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舉取仕辦法，正式完成從“九品中正制”到科舉制度的過渡。這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從此歷經宋、元、明、清，科舉制度成了地主入仕的基本途徑。科舉制實施了千余年，直到1905年才徹底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