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并沒有傳說中那么暴虐。
秦始皇橫掃六合，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乃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皇帝。他統一了文字、車軌、度量衡等，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不過，這位千古一帝在民間并沒有留下什么好名聲。民間一直認為，秦始皇專制、陰險、殘暴，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即是他人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點。由于幼年時期長時間在趙國顛沛流離，忍辱偷生，秦始皇的性格確實比較乖戾，但并沒有傳說中那么殘暴。“焚書坑儒”事件也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發生的特定事件，且其中的“儒”與后世所謂的讀書之“儒”大有不同。
西漢劉向《說苑?至公》中說，剛剛統一天下的秦始皇曾經有過采取禪讓制傳位的念頭。一天，秦始皇召集群臣商議國家政權交接的事情，他說：“古代有五帝禪讓，又有三王代代相傳，你們認為哪一種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
在場的博士（學問很淵博的人，古代的學官）都不說話，只有鮑白令之回答說：“如果以天下為公，就會禪位給賢能者；如果把天下當私家財產，則會在家族內代代相傳。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為公，三王以天下為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嘆道：“我的德行可比五帝，我將讓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誰能接替我呢?”
鮑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說：“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紂之道，卻想學五帝讓位于賢者，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
秦始皇帝聞聽此言大怒，道：“鮑白令之你往前站！你憑什么說我行桀、紂之道？如果說得通則罷了，如果說不通你就別想活了。”
鮑白令之不緊不慢地說：“陛下你大興土木，后宮女人數百，倡優過千。為了自己的享受，耗盡天下民力。你還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還說自己的功德壓過一切君主。以你這樣的德行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資格管天下呢?”
一席話說得始皇面有慚色，過了很久才說：“令之所言，是讓我當眾出丑啊。”
從此之后，秦始皇再也不提禪讓的事情了。
《說苑》所載雖然多為名人的趣聞逸事，且采用文學手法，但整體而言還是比較可信的，基本上可以和《史記》《左傳》《國語》等史料相印證。當然，其中亦有不少有出入的地方。關于始皇帝要實行禪讓制的說法，在《史記》中沒有明確的記載。
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秦始皇有禪讓思想是有可能的。戰國時曾一度流行“讓賢”說，很多人不但深信堯舜禪讓是真事，而且還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讓位給惠施，秦孝公想要讓位給商鞅，燕王噲則是真真實實地讓位給予之。雖說“禪讓”之說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國向來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統治者也難免受到影響。
秦始皇成功地統一了中國，認為自己的功德足以壓倒一切帝王，應該與堯、舜等古圣賢王在一個高度，所以極有可能想搞一番禪讓的舉動，以顯揚美名。或許，秦始皇只是在作秀，但至少說明他的內心當中并沒有那么專制。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苑?至公》中這篇記載可以作為《史記》的補充資料，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史料。
說秦始皇殘暴的人，大抵會提到焚書坑儒。不過，對于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事件，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見。
焚書源于周青臣與淳于越的一段論爭。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為了慶賀秦王朝修筑長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陽皇宮里大宴群臣。
有一個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給皇帝敬酒的機會稱頌始皇說：“以前，秦國很小，地不過千里，虧得陛下你神靈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接著，他又大贊郡縣制，說秦始皇改諸侯分封制為郡縣制，使國家無戰爭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從古至今沒人能比。
這時，一個名叫淳于越的人站了出來。淳于越一向主張厚古薄今，認為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當代的東西都是不好的。當他聽周青臣贊美郡縣制，貶低分封制時，憤然而起說：“我聽說商周時代都因分封子弟而傳國近千年，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讓他們與國君互相照應。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卻不分封子弟以作呼應，倘若出現像篡奪齊國政權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將何以應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這一點，反倒當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與周青臣并無過節，這場爭論純屬觀點之爭，也有文人相輕的味道，本不應該產生什么實質的后果，不料此時丞相李斯卻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李斯說：“三皇五帝治國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這是因為他們能根據天下大勢，采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迂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來舉例，這值得去效法嗎？那時候諸侯相爭，大家都想招彳來天下的讀書人，現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國，老百姓致力農工業，知識分子要學習法律，這才是正道。現在這些儒生不從當下出發，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說現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勸皇上：過去天下大亂，各執一詞，才有諸侯并起，都借著古代說事兒，花言巧語沒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亂七八糟的學術，而不是國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統一天下，應該統一思想。臣請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寫的歷史都燒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職責，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都讓地方官燒毀……”
李斯啰哩啰唆說了許多，中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應當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為此，他建議燒書，而且要以嚴厲的措施去執行。
這里應當注意的是，李斯要燒的是“秦紀”以外的歷史著作，并沒有建議秦始皇連儒家的《詩經》《書經》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全部都燒掉。
另外，在《史記?李斯列傳》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馬遷轉引李斯的話說:“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縣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李斯對于那些《詩》、《書》百家語，僅用了一個“去”字，并沒有肯定地要“燒”。緊接著這段話還有一句：“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注意，這里是“收”而不是“燒”。
結合以上三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并沒有燒，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權和相應的政府官員收藏，目的是為了“愚百姓”，而不是為了損毀。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為二,對于“燒盡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
如果說“焚書”不是燒盡所有的書，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殺儒生”呢？也不完全是。“坑儒”一事緣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這一天，嬴政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眾。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抬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別是李斯和馮去疾，但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個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泄露了出去。
幾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聽說了此事，于是大起詔獄，把當時在身旁的中貴人全部處死，弄得人人自危。隨后就發生了方士侯生和盧生逃跑，400多人被遷怒而喪命的事。
這殺死的460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漢以后，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是儒生。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敘及這段史實，原文是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術士不等同于儒生。術士者，方士也，是我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如秦始皇時“入海求仙”的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見李夫人的齊人少翁，等等。
再者說，騙秦始皇錢財“以巨萬計”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誹謗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盧生，秦始皇為什么要拿儒生泄憤呢？退一步說，即使侯生、盧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會放過騙走他錢財的方術之士而單單去懲治儒生。換言之，根本沒有證據證明秦始皇當年坑殺的都是儒生。
人們之所以認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個理由是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稱所坑者為“生”，而司馬遷在《史記》索引中說“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實，這明顯是斷章取義，因為漢代以前，方術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記》中有記載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術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
況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100多后才出現的說法，于是有人認為，“坑儒”應是西漢文人出于對秦始皇暴政的憤怒,而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如章太炎、顧頡剛等人，就認為秦始皇并沒有坑過儒,他坑的其實是“方士”。
當然，由于當時的社會分工并不像后世那樣明確，方士中難免有儒生。據《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秦始皇“焚書坑生”之后，其長子扶蘇諫道：“如今天下初定，遠方的人民未必心服。這些儒生（原文是“諸生”）都是學習孔子之學的，陛下這么嚴厲地懲罰他們，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懼不安。請皇上明察。”
秦始皇聞諫大怒，把扶蘇趕到遙遠的北方邊境，讓他當蒙恬的監軍去了。司馬遷在記載秦始皇咸陽坑生一事時，只是籠統地說“諸生”或者“術士”，扶蘇在進諫時，則把“諸生”的意思解釋得非常明白：“諸生皆誦法孔子。”
為什么同一本書記述如此混亂呢？可能是因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處求仙藥，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進術士的隊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祿，不想卻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馬遷才說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另外，方術之士多數也是讀書人，可算是準儒生。更何況，一旦殺戮就可能傷及無辜，這些被坑的“生”中難免會有一些被錯殺的儒生。
綜合上述各點，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秦始皇焚過書，但并非盡毀;發生咸陽的坑“生”事件，其矛頭主要指向方術之士，但也波及儒生。秦始皇并非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蠻橫無理，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